谭德塞:从埃塞俄比亚外长到WHO掌门人

Composite of images of Dr TedrosAFP

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的时期,作为世界卫生组织(WHO)的领头人实在是一大挑战。

整个地球的人都在关注你说的每一个字,在日内瓦总部的每日新闻简报会上罗列持续上升的病例数字,以及持续增加的受影响国家。

这就是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这个埃塞俄比亚人的日常。他是世界卫生组织的第一个非洲籍领导人。两年半前上任时,他承诺会改革这个组织,并且领导对抗每年杀害数以百万计人的疾病:疟疾、麻疹、儿童肺炎和艾兹病(HIV/Aids)等。

不过,尽管世卫组织毫无疑问正在很努力地对抗这些疾病,但在谭德塞博士的第一个任期内,先是遇上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博拉(Ebola,伊波拉)病毒疫情,如今又是2019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

两次疫情都被宣布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

“迷人”、“谦逊”

这意味着,疫情需要24小时监控,派遣医疗人员、设备和药物,与已受影响及可能受影响的国家每日讨论情况,当然还有向急于得到答案的全世界持续发布可靠的资讯。

对于这名55岁的卫生官员,认识他的人会形容他是“迷人”和“谦逊”的人。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celebratingGetty Images 2017年,谭德塞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第一个非洲籍总干事。

在他作为世卫总干事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日内瓦现场的记者就有点被他的态度逗乐了。

他面带微笑走进来坐下,用一种轻松的方式与人交谈,声音有时候小到很难听清楚。这与他的前任陈冯富珍(Margaret Chan)的严肃正统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然而,在这副平静的态度背后,肯定藏着一个非常决断的男人。

在成为世卫总干事之前,他从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权力阶梯向上爬,先是担任卫生部长,后又成为外交部长。他要是个谦谦君子,不可能升到那么高。

兄弟死于疑似麻疹

谭德塞博士在1965年出生于阿斯马拉——那是1991年厄立特里亚从埃塞俄比亚独立之后的首都。谭德塞就是在埃塞俄比亚北部的提格雷地区长大。

一个过去塑造了他人格、现在又成为其前进动力的经历,是他弟弟的去世。去年11月,谭德塞在接受《时代》(Time)周刊访问时说,他弟弟当时大概四岁左右,谭德塞后来怀疑他是死于麻疹。

“我当时接受不了,现在我也不能接受,”该杂志引述他说,一个儿童竟然死于一种可以避免的疾病,仅仅因为他出生在了一个错的地方,这不公平。

在当选世卫总干事之前,谭德塞在世界卫生大会上说:“所有的道路都应涉及全民卫生保障,直到我们达到这个终点之前,我永远不会停歇。”

谭德塞后来成为了“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TPLF)的一员。该组织是1991年推翻埃塞俄比亚的马克思主义独裁者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Mengistu Haile Mariam)运动中的先锋队。

2005年起担任政府部长级官员之后,他被认为是比“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那些严厉的同袍要更友善和平易近人一些。

他对埃塞俄比亚的卫生领域进行了改革,让更多人得到医疗服务,并因此受到赞扬。该国是非洲仅次于尼日利亚的人口大国。

不过,在谭德塞担任领导时,他的部门不鼓励记者报道该国的疑似霍乱病例状况,这也是众所周知。

“安抚中国”

在他那次高效的竞选并最终成功当选世卫总干事的过程中,谭德塞博士的支持者否认他曾经掩盖霍乱疫情的指控。

也正因为如此,在谈到谭德塞对世卫的领导工作时,“有说服力”和“政治手腕强”也是常常出现的评价。

他知道,世卫对抗全球卫生危机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这个组织与194个成员国的合作。

当埃博拉病毒在民主刚果爆发期间,他已经好几次到访过当地,不仅是为了去察看状况,也是去与政府领导人讨论。在新型冠状病毒爆发的消息传出时,他也很快就动身前往北京。

“他的策略是说服中国公开透明地发布信息,并与国际合作,而不是批评政府,”乔治城大学的全球卫生法教授劳伦斯·戈斯丁(Lawrence Gostin)说。

但是,这奏效了吗?

一些观察人士批评了世卫不停盛赞中国防疫管控措施的做法。

在到访过北京之后,谭德塞博士说,中国给防疫控制“设立了新标准”。

几天后,他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向各国领导人表示,中国的行动“给全世界争取了时间”。

Tedros Adhanom,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L) shakes hands with Chinese State Councilor and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Getty Images 谭德塞在一月末就到访了中国,之后不久宣布新冠病毒为全球紧急事件。

这样的评价令人十分不安,因为人们知道中国当局训诫了最早就疫情爆发作出警告的医护人员。

此外,也有人批评谭德塞博士太迟将疫情宣布为全球紧急事件。

“我是最早要求他将疫情宣布为全球紧急事件的人之一,”戈斯丁教授说,“话虽如此,后来也只不过是晚了一点,我不认为这个时机对于COVID-19的发展有任何影响。”

“不过,我确实比较担心的是,他对中国的那些表扬,有可能从长远来说有损世卫组织作为面对权力时敢于说出真相的科学权威的声誉。”

所以,谭德塞博士或许政治手腕不俗,但是似乎他的很多政治手段都用在了安抚不透明的极权政府,以图换取它们与世卫合作对抗威胁全球健康的疾病。

说到西方民主政府如何看待他在这方面的努力,他的政治技巧或许就不那么纯熟了。

在上任后不久,他就提名时任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Robert Mugabe)为世卫组织亲善大使,指后者令津巴布韦成为“一个将全球医疗服务和卫生推广放在核心政策上的国家”。

此举引发各国政府以及人权组织的强烈布满,人们指出穆加贝政府对该国人民的压迫。几天后,谭德塞就撤回他的提名。

“少得可怜的经费”

如今,在一种全新病毒在全球爆发的情势当中,他的判断再次受到质疑。

有些人希望他宣布疫情进入全球大流行级别,而包括世卫组织资深官员在内的另一些人则指出这只不过是一个字眼,宣布与否并不会改变世卫组织控制疫情的策略。

然后,有一些病毒学家和流行病学家说,世卫向成员国建议采取“强有力”的控制措施,说法太含糊,另一些人则指世卫反应过度。

我们过去也曾遇到过这种情形。2010年猪流感爆发期间,陈冯富珍也被批评是反应过度——当时她宣布疫情为全球大流行,并建议各国支出数以百万美元计的费用,购买大部分国家最终没有需要用到的药物。

然后,在西非灾难性的埃博拉病毒爆发时,她又被认为是反应太慢,最终疫情造成1.1万人死亡。

“做也被骂,不做也被骂”是你在世卫组织总部经常会听到的一句话。

戈斯丁教授认为,谭德塞博士已经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展过程中成为“领导力的象征”,但是他又警告说,世卫组织的“根本性弱点仍然存在,包括少得可怜的经费”。

“明天见”

谭德塞博士和世卫组织在应对新冠病毒疫情上是否成功,在危机结束之前都不会完全明朗。

目前,他仍将继续建议各国做好准备,诊断、追踪和控制疫情。

每一天,他都会举行新闻发布会;每一天,他说的话都会满世界飞。而尽管外界都在敦促他给出答案,尽管媒体的聚光灯一直在他身上,他仍然保持着平静和友善。

每一场发布会的结尾总是一样:他收拾起纸笑,面带微笑地说一句,“明天见”。

Tedros Adhanom,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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