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第二例艾滋病治愈被确认,我们离攻克艾滋病还远吗?

作者 / 半知

本文原载于公众号:伴图知事

大家好,我是半知,伴图知事的CEO兼唯一员工,95后,准研究生。在全新世第三个千禧年的第三个十年开始的时候,也是我的大学时代行将就木的前夕,我希望开始做点有价值且有趣的事情。如你所见,这是我在新媒体洪流的裹挟之下决定勇敢迈出的第一步。这很难,却很重要。闲话少叙,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是希望你能客观理性的看待Lancet(柳叶刀,国际权威医学杂志)上的这篇“艾滋病治愈”的重磅消息,而不仅仅,只是口嗨。(注:正文总计字数约5000字,阅读大约需要15min,望大家谨慎采食)

先放我的结论:这篇Lancet,人文关怀10分,科研态度8分,实用价值均值4分(满分以10分计)

背景

首先还是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一热点新闻事件的内容。当然,如果你已经看过相关报道,可以直接跳至第二部分。

北京时间3月10日,国际上享有极高声誉的医学类SCI期刊《The Lancet 》(IF=59.102,IF值可以简单理解为国际上公认的衡量科学期刊水平的指标)的子刊《The Lancet HIV》(IF=14.753)在线刊发由英国剑桥大学医学院Ravindra K. Gupta教授团队领衔的一份艾滋病人随访治疗的最新案例报告,题为“Evidence for HIV-1 cure after CCR5Δ32/Δ32 allogeneic haemopoietic stem-cell transplantation 30 months post analytical treatment interruption: a case report”。中文译名:一例CCR5Δ32/Δ32同种异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抗HIV药物)治疗中断后30个月HIV-1(感染)痊愈的证据报告。

文章称,全球第二例艾滋病“临床治愈”(意思就是说在现有证据下,临床医生判断疾病已经痊愈)患者出现,即既往艾滋病学界所称的“伦敦病人”。在此之前,世界上只有一位HIV感染者被公认成功治愈,他就是Timothy Ray Brown,被称为“柏林病人”。伦敦当地时间3月10日,即论文在线发表当天,这位幸运的患者决定公开自己的身份,为今后艾滋病的研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这名患者叫Adam Castillejo,2003年被检测出感染有艾滋病毒,2012年开始服用抗HIV药物ARTIs。不幸的是,他依然患上了艾滋病晚期并发症霍奇金淋巴瘤,生命进入倒计时。Adam不甘心束手就擒,2016年他在主治医生的建议下接受了CCR5Δ32/Δ32骨髓干细胞移植治疗。据以往报道,“柏林病人”(同时患有艾滋病和急性髓性白血病)在接受这种治疗后两种疾病均治愈。报告称,Adam Castillejo已经停用抗HIV药物30个月,且血液中无HIV病毒,可以被认为是第二例“艾滋病治愈”患者。

关于报告中HIV病毒感染治疗后各种恢复指标的检测数据,我也看了原文和补充材料,许多生物公众号也做了十分详细的阐释,在此不再赘述。实验结果支持目前该患者已实现艾滋病临床治愈的观点。

报告同时指出,“柏林”和“伦敦”患者都在艾滋病继发免疫低下导致恶性肿瘤晚期阶段接受了携带有CCR5基因缺陷的捐赠者的干细胞移植。因此,CCR5 基因的缺失突变,或许也是这两位干细胞移植治疗成功的关键之一。Gupta教授接受采访时指出,这已经是该方法的第二例治愈案例,说明这种治疗手段并不是瞎猫碰上死耗子(anomaly or a fluke)。

说到在艾滋病研究领域如日中天的CCR5基因,不得不提现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邓宏魁教授。早在1996年,还在美国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博士学位的邓宏魁便证明了CCR5基因表达的CCR5蛋白是介导HIV病毒粘附、入侵并最终摧毁CD4+辅助性T淋巴细胞(人体免疫系统发挥正常生理功能不可或缺的成分)的主要辅助受体之一。CCR5基因突变在欧洲人中的发生率约为5%~14%(如果分类分得更细更专业一点,杂合突变约10%,纯合突变仅1%,纯合对HIV的抵御能力较强,杂合较弱),但该有利突变在非洲和亚洲人中比较罕见。后来的研究表明,正是这种突变让部分欧洲人先天对 CCR5 嗜性 HIV 具有抵抗力。如果你对CCR5嗜性HIV这句话不太能理解,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个类比。如果HIV是一个酒鬼的话,那么CCR5就是一瓶产自法国波尔多酒庄82年的拉菲。

网友反应

好,到此为止,以上便是此次Lancet官方的全部报道内容。那么,对于这一篇堪称“艾滋患者福音”的史诗级论文报道,国内外网友的反应如何呢?

如果套用一个政治专用术语的话,我们可以把网友的观点分为左派和右派。

乐观派(左派)的观点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是可以匹配诺奖的存在,甚至有可爱的歪果仁已经开始蠢蠢欲动准备以迅雷不及掩耳而像博尔特之势直奔日不落了。

而保守派(右派)的网友看待这一结果则比较谨慎。他们认为这种基于CCR5突变的艾滋病治疗手段仍然不具有一般性,有待世界上更多的临床病例进行验证,同时关键问题还在于人们对艾滋病治疗的思想观念没能与时俱进。此外,有网友对于骨髓配型的成功率表示担忧。同时他们还考虑了基于CRISPR(简单来说,该技术可以“改变”生物体内的基因)“删掉”人多能干细胞DNA上的CCR5基因过程中存在脱靶效应的潜在威胁。关于脱靶效应,可以理解成是,你敲的代码本意是想“删”CCR5,结果很不幸,程序运行的时候出现了bug,不小心把CCR6给误删了(如果有CCR6这个基因的话)。

我的态度

OK,看完了以上这些,相信你心里对这篇重磅报道已经有了大概的印象,也一定会有自己的评价。在这里我希望你能记住自己的想法,然后先听听我的看法。

先给出我最重要的观点,任何事情都不是非黑即白的,一定存在灰色地带,这篇身披科学外衣的论文就是很值得讨论的例子。

1. 人文关怀

如果你还记得我最开始抛出的观点的话,你不会忘记我说过这篇文章人文关怀给满分。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人家科研人员为了研究Adam骨髓移植的预后情况,足足坚持随访了30个月。如果随访队伍中的某位研究人员的孩子是在病人移植手术后刚刚出生,那么随访结束时他差不多都可以打酱油了。你当然可以说他们的随访是抱有目的性的,是为了发好文章拿经费申教职让自己活得不那么社畜。这种说法乍一看很有道理,因为能发一篇Lancet对普通医学科研人员的意义,就好像奥斯卡小金人之于演员,对于客体而言是极大的褒奖和鼓励。这个逻辑貌似十分完美,但是却百密一疏。其实早在2019年3月,也就是随访18个月后,Gupta教授团队便在生物学领域的一大顶级期刊《Nature》(IF=41.595)在线发表了关于Adam的治疗及随访进展。

《Nature》与《Lancet》在生物类学术圈的地位,就好比明朝的内阁成员和清朝的军机大臣,是可以等量齐观的,因此研究人员完全可以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而不再费心费力继续随访关注。但是,在19年的《Nature》文章中研究人员指出病人疾病虽然得到了长期缓解,但若此时宣布结束随访,并不能得出疾病已经“临床治愈”的结论。从而这种疗法也就无法取信于临床医生,难以应用于临床治疗及推广。社会心理学的人类研究表明,我们是唯一真正具有利他心理的动物。所以我愿意相信,Gupta教授团队不辞辛劳的随访是出于希波克拉底誓言信仰和为深受艾滋病及其并发症折磨的千万患者解脱苦海的充满人文主义关怀的医者仁心。对于这一点,相信我们奋战在抗击新冠肺炎一线的白衣战士们,他们最有发言权。

2. 科学态度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我,你之前不是说这篇文章的科研做的很到位么,那为什么没有给满分呢。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总结一下扣的两分就是两点,一是样本量不足,二是普适性不高。通俗来说,第一个原因就是仅仅只做了一个人的研究,太少。在生活中我们知道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一个概率事件,如果一个事情发生了,我们应该首先问问自己,这件事是本来就这样,还是意外变这样。检验的方法也很简单,按照事情发生的条件一丝不苟地多试几次再看结果就能做出大致判断了。科学也是这样,只不过科学家们给这种行为赋予了一个专业术语,叫做扩大样本量,做推断下结论的时候还需要用到统计学方法。第二个原因则与我要讲的第三点,应用价值不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接下来我会着重解释这一点。

3. 实用价值

首先按照我的习惯,还是先放结论。不过这一次,我希望用计算机算法常用的程序框图来直观展示我的观点。这是我总结的一张根据Lancet的最新观点,艾滋病患者(HIV感染者)未来的潜在治疗程序。

按照程序运行的一般规则,如果我们输入“正常人”,程序会报错,也就是说我们正常人是走不了这套流程的(却很幸运,不是么)。如果我们输入艾滋病人,不管你是黄种人黑种人还是白种人,不管你在首尔卡萨布兰卡还是慕尼黑,也不管你是新生儿青少年还是耄耋老者(当然一般艾滋病人都活不到这时候),你都注定要走这条路,这是一个不能选择的程序。中间环节我就不做阐述了,因为这需要对艾滋病相关的医学基础知识有一定的积累,但这不重要。就好比一个计算机程序,我们一般用户看重的只是运行结果。只要游戏打起来流畅而不是队友吃鸡你掉线,视觉效果声音效果令人满意,谁又会去在乎那些源代码呢(程序猿们除外,毕竟安身立命之本)?因此,我们主要看这个“艾滋治疗程序”的运行结果。

首先,我们看看程序框图左边那部分输出结果。我们发现了骨髓移植治疗艾滋病的潜在风险,主要就是排异反应。排异反应在医学上包括两个专业术语,宿主抗移植物反应(HVGR)和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这两种病顾名思义,是由于病人的免疫系统和移植的骨髓发生了严重内讧,更有肌肉的那一方恃强凌弱。如果局面失控,前者将导致移植失败,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后者会导致各种免疫病理反应甚至死亡。当然,使用免疫抑制剂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但不能忘记,艾滋病致死的直接原因就是强烈的免疫抑制,从而导致各种机会感染使机体功能衰竭崩溃。这就好比伊拉克国内什叶派和逊尼派由于政治宗教冲突总是战乱不断,经济发展停滞、民不聊生,因此联合国安理会决定对这两个派系实行军事制裁,呼吁世界各国减少对它们的军火和武器出口。战争如果没了武器,不就打不起来了么,大家安心乐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没有政府也没太大问题,反正有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的正确引导。乍一看好像没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外部势力的潜在威胁:美国对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一直虎视眈眈。如果有一天联合国真的这么做了,伊拉克战争将很可能再次打响,结果可能更糟。

然后,我们把视线转向右边,映入眼帘的是CRISPR技术。2019年邓宏魁教授研究组在另一医学顶级期刊《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IF=74.112)上发文,利用CRISPR技术对人成体干细胞上的CCR5基因实现了17.8%的基因编辑效率,反向输入一位身患艾滋病和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27岁男性病人,成功实现免疫系统重建,使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完全缓解,病人的CD4+T细胞对HIV亦显示出了一定的抵抗能力,同时未发现脱靶效应和副作用。CRISPR技术仿佛是一个潜在的有效治疗手段,但同样出于样本量一枝独秀的问题,仍然有赖于更多的临床案例对其普适性加以证实。此外,伦理学问题也不容忽视。君不见,贺建奎因为冒天下之大不韪使用CRISPR技术在胚胎细胞内编辑CCR5基因“产婴”,已经锒铛入狱。

最后我想说,你肯定不会忘记我给你们留下的迷惑,就是为什么我说应用价值会有均值一说呢,如果真的有的话,那么变数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其实这也是我留给你们的问题,我希望能留给所有看到这篇文章的人一些自己独立思考的余地。法国著名作家帕斯卡说,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因为会思考,所以渺小之躯亦承载着高贵的灵魂。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无论对错,价值连城。我很高兴也很期望听到你们各种各样的独一无二的声音。

既然你已经看到了这里,那么想必你也应该不会介意赞一下。其实就是随手一点,但对我来说却是莫大的鼓励。原创不易,码字手残,还望各位看官有钱没钱都能捧个人场。小生在此先谢过各位了!

END

感谢YC、PDL、RXG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使文章变得更流畅易读有层次。

评论

此博客中的热门博文

艾滋病可以通过蚊子传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