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哪一刻真的让你感受到了数字化改变生活?

作者 / 周召

最近来成都出差,原本以为一路上可能会遇到重重阻碍,没想到出奇地顺利,只要出示实时的健康码,就可以在小区等场合自由出入(当然该有的量体温等还是都有的),不像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小区一刀切不让外来人员进入。自从浙江推出健康码之后,这种治理方式在全国快速推行开来,只要在支付宝上面自主申报个人防疫相关信息,就可以通行。这样就可以把全国的疫情防控信息进行数字化共享,因为你每天出入很多场所都要量体温,这些信息上传到云平台后,就可以对人的健康状况进行有效的识别,很多人其实没有意识到这个码的重要性,我认为这个码作为一个电子出行凭证,是用数字化的手段为疫情防控以及当下全国有序复工复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要放在以往,在疫情期间对人员流动进行防控其实是一个社会治理的难题。健康码这个功能的快速研发,意味着数字化已经在深度地参与社会治理。健康码在软件功能上的研发可能难度不是很大,但其所依赖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却不是一天建成的。

近来,“新基建”概念很火,实际上,这几年我国的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进程进展很快,社会治理已经逐步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信息共享,并且从技术架构和信息源两个方面建立相应的信息标准和运行规范,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正在逐渐打破。这除了能够减少数据库等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外,还能够确保各种信息高效地进行实时汇总和分析。正是有了比较完善的数字化社会治理基础设施,政府部门才能在疫情期间润物细无声地服务老百姓。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20年前,1999年在北京曾经有人举办过一个“互联网生存挑战”——把你关在宾馆房间里72小时,除了一台可以联网的电脑,床和卫生间,什么都没有,没有日用品、食品,也没有饮用水,所有东西都要网购,看谁能坚持到最后。

那次活动的赞助商,是早已作古的电商平台8848,而那时候的电商平台,还不能通过网站实时下单(好像还没有动态网页技术,http://asp.net是2002年才有的),很多时候你还需要通过页面上商家留的电话沟通订单,网上信息也很少,要知道百度还是在2000年才成立的。活动中的很多人都是用电子邮件发给朋友,让朋友给他们联系附近的外卖,才勉强完成了挑战。

虽然最后也有很多人完成了挑战,但是大家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目前完全靠网络生活,还不现实。

然而如今20多年过去了,数字化浪潮让人们现在要面对的问题早已变成了:没有网络,我们该如何生存?

如果没有数字化和电子商务和物流的普及,这次疫情我们就无法做到充分的居家隔离,可以说这次疫情是一次数字化大考,是对电商基础设施的一次压力测试。一方面很高兴的是,我们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基本上承受住了十几亿人民不出门的数字化生存的考验,另一方面,疫情反过来又极大地提高了数字化生活的参透率。就比方说,做社区生鲜生意的,突然发现了私域流量的宝藏;义乌小商品市场“云开市”,商家直播卖货,引来了超百万的网友围观。据阿里“爱心助农”数据显示,半月之内,1万多位农民学会淘宝直播,10万吨滞销农产品发货,5万亩农地被卖空。

疫情期间,由于物流受阻、人工短缺,线下销售模式失灵,一边是很多农产品滞销,另一边是大家较难买到物美价廉的生鲜产品,这也是疫情导致的一个社会问题,毕竟对农户来说,这些滞销的农产品可是他们一年的投入和收入。碰巧过年后在家里宅得慌,一个在阿里的朋友突然跟我说,淘宝天猫上面有爱心助农的产品,比较便宜,于是我花了30元买了5斤山东日照的海虹,我下单的时候还怕海鲜送慢了不新鲜,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顺丰快递两天就给我送到了,味道还挺不错。买的时候客服为了打消我的疑虑,说阿里和当地电商运营服务中心合作,能做到追溯海虹来自哪家渔民的哪条船,什么时候发的,产品质量由海洋局的工作人员在打捞现场把关,阿里店小二远程视频监督。这让我挺感慨的,数字化生活不知不觉中已经无处不在了。数字化卖货并不稀奇,更有技术难度的是要因解决疫情的原因,品控员到不了现场,如何保障产品质量的问题,而不仅仅是解决滞销的问题了。

如今,我们已经不仅仅是在网上买有形的产品了,很多服务也把网络作为载体。疫情期间有心理咨询师在天猫店上开通了免费的心理援助,分3批招募了500名心理咨询志愿者,跟传统的心理咨询不同,他们没有放电话号码,只有一个二维码作为入口。

现在可能最担心的就是写字楼的房东和二房东了,我身边很多朋友已经取消或准备取消今年的租赁计划。说了这么多年的SOHO概念一直都只是概念,某些房地产公司甚至还拿这个噱头卖了十几年写字楼了,真不知道他们公司和SOHO有什么关系。就怕这次大家一下全都强制在家上班,逐渐习惯了远程办公协作,很多小公司可能真的就SOHO了。加上现在的斜杠青年越来越多,相信会倒逼很多公司采用网络众包的模式来进行运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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