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科幻电影总流露出反科技的观念?

图片:Pixabay / CC0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幻想艺术的黄金时代,“科幻电影”无疑是其中最鲜明的文化符号,这多亏了计算机图形学的迅速发展,幻想电影有了以假乱真的视觉效果,这让现代人前所未有地接纳了那些虚构的真实。

然而文化毕竟是文化,科幻与科学的关系绝不像一般人想象得那样,是简单的衍生关系,以为看了科幻故事就能了解科学,有了科学知识就能创作科幻。

我们必须意识到,“科幻”故事得以成立,乃是因为它有“幻想”,而不因为它有“科学”,这样一种艺术创作并不关心现实的科学是什么样子,恰恰相反,科幻故事的作者对科学的了解不外乎常人,同样对科学充满了困惑和畏惧,这使得质疑、批判、讽刺和反思成为了一大部分科幻电影的主题。

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以及可预见的未来,公众对科学的兴趣往往始于科幻故事——当科学革命瓦解了传统的鬼神传说,使公众不再信任超自然力量,科学本身就成了抵达奇妙世界的新通路。

但是反省一下科幻故事本身,我们又会矛盾地发现,相当一部分科幻故事都在反科学,将科学看作各种可怕灾祸的源头——这可以追溯到第一个公认的科幻故事,1818 年出版的《科学怪物》:玛丽·雪莱在这个故事里刻画了一个疯狂科学家弗兰肯斯坦,他想要创造一个完美的人,于是从坟场挖来尸体的碎块缝合起来,用闪电的力量给他赋予了生命——然而这个科学怪人不仅身材魁梧力大无穷,还有着杀人犯的大脑,很快成为不受控制的恶魔,弗兰肯斯坦不得不追杀这个怪物,直到同归于尽。

尽管那个时代的科学仍然稚拙,雪莱甚至说不清楚创造怪人的究竟是什么技术,但解剖学的发展和电学的起步已经给 19 世纪初的人留下了神秘而可怕的印象,《科学怪人》的故事可以概括为,科学家出于种种目的创造了强大的力量,但这强大的力量失去了控制,背离了初衷,给世界带来了可怕的灾祸,这成了后来相当一部分科幻故事的线索,仅以今天最流行的故事为例,《生化危机》里研发病毒感染了全人类;《侏罗纪公园》试图复活恐龙结果恐龙出逃;《异形》系列里贸然研究外星生命结果释放了可怕的怪兽;《机械公敌》里的新型机器人大举叛乱;《终结者》则更进一步,失控的人工智能几乎消灭了所有人类。

这样的套路看似新奇实则古老,几乎是文艺复兴以来恶魔契约的翻版:就像浮士德那样,自以为与恶魔缔结的契约能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力量,殊不知恶魔想要的东西远远超过最初的想象——科学的每一步发展都给旧秩序带来巨大的冲击,尤其是 20 世纪爆发的数次核灾难和化工污染事件,科学被看作恶魔也并非不可理喻。

当然,科学在科幻故事里的可怕之处也不止这些古老的东西——比如电影史上的一部经典作品《大都会》,工业分裂了整个社会,富人犹如天神,穷人犹如骡马。尔后疯狂科学家制造的机器人魅惑了所有的人,引爆了一切冲突,几乎毁灭了人类——虽然这个故事充满了福音意味,但也体现了一种绵延至今的强烈担忧:随着技术发展,人类会被机器奴役,社会因此解体。

在这样的担忧里,温和的类似《机器人瓦力》,人类像宠物一样生活在欢乐富足但毫无精神可言的美丽新世界中;极端的比如《黑客帝国》,人类与机器的关系完全颠倒,成为后者的工具甚至零件。而那种奴役人类的科技却经历了持续的变化:从 20 世纪的战间期至今,蒸汽机、汽车、广播电视、社交网络、人工智能,都曾在改变世界的同时让人忧心忡忡,与各种政治焦虑融为一体。在《黑镜》系列短剧里,这些担忧甚至达到了哗众取宠的程度。

但是科学的可怕并不仅仅是冲击人类的肉体,在这个时代,我们越来越关心新技术对人类伦理的挑战:尤其是细胞工程和基因工程带来的克隆人和人造人,以及计算机科学带来的人工智能——这些新的意识让我们不知所措,它们可能威胁着我们的未来,但它们身上的痛苦又如此真实,《西部世界》将后者表现得尖锐而暴力,这无疑让人产生了一种错觉:科学看起来是一种血腥残酷的东西,只有人性的温情才能洗刷它的罪恶。

通俗艺术的潮流总是最直观地反映了公众的看法,我们发现,科学虽然给后现代的社会带来了繁荣与昌明,它与公众之间的距离却并没有因此缩短,反而继续像上一个时代的超自然力量那样让人困惑和畏惧,甚至就被看作新一代的超自然力量——这不是科学家的责任,当然也不是公众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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